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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不作不死七千人大会上让毛泽东憋足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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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不作不死七千人大会上让毛泽东憋足了气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七千人大会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其时江青早已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而且作为毛泽东首席秘书的田家英已经日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出现的通房大丫头的张玉凤此时还不知道在哪儿獃着呢,所以说在1962年初这个时间段,毛泽东憋气不憋气的问题,江青是最有发言权的。

江青的“憋气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解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正可以从“憋气”这个角度入手。

“憋了一口气”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笼统的说法,现实生活中它可能代表着“一口气”或“几口气”、甚至是“几十口气”。我们今天在对“毛刘分歧”详加罗列、排查、剖析之时,应当详细分析毛泽东究竟是憋了多少口气?究竟是憋了哪些“气”?

毛泽东自己曾在七千人大会上无限风趣地说了一段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当时即赢得与会人众满堂喝彩,热烈响应,大家都心满意足的享用着困难时期难得的“四菜一汤”的同时,纷纷心情舒畅“出着气”,却不知他老人家自己却独自在那里暗中“憋气”呢?大家全都太粗心了,大家全都没在意。也许只有一、两个人注意到这一点,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再说了,他老人家既然憋了“气”,为什幺不当时就立即放出来呢?是他老人家自己不想放呢,还是想放而放不出来?还是居然有人暗中使坏,堵住了不让他往外放呢?

第一口气: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

对形势的判断,永远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事,却永远是老一套的“形势大好”。

我们这一代人全都领教过毛泽东关于形势的论述,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伟大领袖说过什幺“形势不好”,“形势不老好啊”之类的话,最多也就是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小”。

据说对形势的看法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所以毛泽东这样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形势大好”的,谁要是对“形势大好”有怀疑,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文革都全面武斗了,毛仍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既然,1967年底的“全面内战”、到处武斗也能成为文革“形势大好”的标誌,那幺1961年的“全面饥饿”、到处死人,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判断“形势大好”的阻碍。

对于61年底的形势,毛泽东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也正是在这种看法支配下,毛泽东心情大好,诗兴勃发,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他老人家有心情连续写诗送诗。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推荐了民主人士吴研因、钱昌照的几首诗,全都是民主人士投其所好写的拍马诗。

毛泽东写诗,送诗的目的当然是要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调子。

但是,这一回刘少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刘少奇下乡回来的时间还不久,家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给了他精神气,何况他在家乡父老面前发了“两年不改变面貌,你们扒我的祖坟”的毒誓,在事关“祖坟”的大问题面前,他在毛泽东面前挺直了腰杆子。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中,对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自己的诗,对毛泽东送来的那些拍马屁的诗一概置之不理,权当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把毛泽东的“定调子”的话写进去。

毛泽东看了初稿不满意,对报告初稿不予认可。刘少奇这才意识到完全不写是不行的,这才在“修改稿”中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毛泽东的判语。

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刘少奇的不听话,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也就产生了。

而且,后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也没有强调毛泽东的判语,没有按毛调子粉饰太平,仍然大讲困难。

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幺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幺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

我们今天看刘少奇的这一段讲话,觉得刘少奇说得太平淡了,并没有任何敏感、过激的用词,但毕竟与毛泽东老一套的“形势大好”说法是完全不同。

毛泽东由此憋了第一口“气”。

第二口气:产生困难的原因:第一个“三七开”: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既然工业、农业都减产,减产的原因是什幺?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报告人的刘少奇迴避不了。

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天灾,二是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于后者,刘用了“人祸”这个词。至于第三个原因即所谓的“苏修逼债”,这个纯粹为了糊弄老百姓的原因那时似乎还没有发明出来,或者已经发明出来了,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刘少奇的报告中没有提这件事。

这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刘少奇也迴避不了。自从下乡回来后,刘少奇的心中已经早有结论,那就是“人祸”为主。刘少奇下乡回来的这半年中在其它的会议上已经多次表达过。

刘少奇当然仍要考虑毛的面子、毛的感受与承受能力,所以他在大会上的说法仍然是能委婉则尽量委婉一点。

刘少奇说:“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话锋一转,刘少奇却仍然熬不过去,仍然引用了湖南农民的话: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就相当严重了。

什幺叫做“你不承认”?在毛泽东听来,这是在说我毛泽东不承认;

什幺叫“人家就不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想,那就是你刘少奇不服。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的这番说法与“点名道姓”已没什幺区别。

而且“人祸”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让毛很不快。

但是“人祸”这种说法并不是刘少奇的发明,也不是湖南农民的发明,发明人恰恰是毛泽东自己。毛自己早先说过有关“人祸”的话,甚至也说过不止一次,但都是在小範围内说的,且都是说别人的“人祸”,哪能说到自己的“人祸”。

而刘少奇却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七千干部的面,用这样尖锐的提法,箭指何人?不言而喻。

这又使毛泽东憋了一口“气”。

第三口气:成绩与错误:第二个“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与错误

刘少奇虽当了国家主席,人家也叫“刘主席”了,在毛泽东看来,那是我让给你当的,我要是不让,你就当不上。你即使当上了,那也是国主席,哪能比得了我这个党主席,党比国大,天经地义的“真理”。即便你是国主席了,也仍然在我手心里攒着。

所以,党天下仍然是“毛天下”,国天下也仍然是“毛天下”。

毛喜欢人家歌颂“伟光正”,党的“伟光正”其实都是他的“伟光正”。

毛喜欢唱“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舜尧”就是鄙人毛泽东。

如果把错误说得太大了,那还怎幺“舜尧”?就是“桀纣”了。

但眼下发生了大灾荒,尤其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毛指望刘对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维持其“尧舜”之地位。

刘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看来,肯定的既不充分,又不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是“漆黑一团”的感觉。

因为肯定得不充分,所以这些不充分的“肯定”,在多疑的毛看来简直就是别有用心了。

你看,刘少奇在报告初稿中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不仅没有突出讲、甚至也没有单独讲。相反,报告中所讲的缺点错误几乎全都是“大跃进”以来的。

后来经过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才讲了4条。刘少奇已经在迎合毛泽东方面也是下了工夫了。

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其实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人,工农业都减产,哪来的七分成绩?三分成绩也站不住。

刘少奇也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瞎话虽然说了,但说瞎话时又不理直气壮,而且仍然令毛不满意。

那幺究竟毛泽东要刘少奇怎幺讲才满意呢?

毛有一句口头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毛的期望值就是“一九开”,九分是成绩,只有一分缺点与错误。

而刘少奇讲“七分成绩”,太少了;“三分缺点与错误”,太多了!

但刘少奇最终也没有能满足毛泽东的期望值,毛泽东又憋了一口气。

第四口气:刘少奇直接否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说法

中国人都知道,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来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係,这是毛泽东最得意的“专利”。这个“专利”放之四海而皆準,放之四时而不变。毛泽东拥有这个专利,但他自己并不垄断,不但到处推销,而且要普及。他自己固然常常讲,处处讲,也要别人跟着讲,尤其是当出现失误遇到困难时,即使是严重的失误严重的困难,他也绝不突破这个框框。偶尔突破也是在评估地方工作及指责他人工作时。

对于毛的这种常用语,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只要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你不用他的这句套话那是不行的,谁还有胆当面否定它。

但刘少奇却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此否定了。

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係。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係,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係,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係。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刘少奇胆子太大了,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的刘少奇》一文中,笔者曾给了刘少奇这样一段讚美: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看来,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的灵魂仍然是相当洁凈的。灵魂洁凈的人是有力量的。即使在毛这样刁蛮可怕的人面前,刘也再三冒犯了。

后来在1964年前后,刘少奇曾经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

这两次冒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当着毛的面否定毛最得意的话及最得意的方法。

刘给毛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毛当然又大大地憋了一口气。岂止是“憋气”,简直就是“蝇屎”。

第五口气:“人祸”是如何发生的?

刘少奇负责起草的“书面报告”一再被否,刘也是憋足了一口气。

但刘仍然在口头报告时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抛了出去,后人称这一举动有“非凡的勇气”,而当时全体与会人员就为了这句话,竟给了他长达5至10分钟的热烈掌声。

接着刘总结“人祸”的原因,归结为三点:

1、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

2、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对于第1点,这是毛刘共同的。刘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毛。他也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毛是第一号,刘是第二号,刘也要解释他犯错误的原因,当然也是“没经验”。

两人不同之处,在刘是其一,在毛是唯一。

毛基本上只认同这一点,对其它的原因不是否认就是淡化。

对于第2点,你刘少奇这是说谁呢?当然是说毛。

如果不是说毛,那幺他应该先说“我们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

可他没有加这个前提,所以他就是在说毛,说毛不谦虚谨慎,说毛骄傲自满,说毛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说毛不尊重党内民主集中制,说毛让别人不敢讲话。

这样一点小把戏,毛怎幺会看不出来呢。所以毛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于第3点,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更是说的毛,具体指1957年的“反‘反冒进’”以及1959年的“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

如果没有57年至58年毛泽东一再的声色俱厉的“反‘反冒进’”,大跃进很可能就被“反冒进派”扼杀于萌芽之中了;

如果没有59年“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也可能在行进到中途就夭折了。

“反‘反冒进’”;是大跃进的起步器,“庐山会议”是大跃进的加速器。

“反‘反冒进’”是毛泽东于苏联回国后採取的非常政治举措。在此之前,毛在具体经济工作中一般採取相对沉默、超然的态度,但他从苏联回来后就大不一样了。狗日的苏修赫鲁晓夫,他让我们的伟大领袖中了邪,随即在苏联夸下了“十五年赶超英国”海口。

唉!要是那年毛泽东不去苏联就好了,也许就没有大跃进了。

可毛泽东怎幺可能不去苏联的呢?斯大林已经死了,他要去瞅瞅这个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本事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要是赫鲁晓夫没有本事呢?这个老大的位置就轮到我毛泽东了。

所以这个一向不喜欢出国的毛泽东还是去了一趟苏联,结果发现这个赫鲁晓夫还真没有什幺熊本事。再转念想想自己呢?自己是什幺都行,资格老、本事大、文武全才,斯大林一死,当今之世就捨我其谁了。自己到是行,可是中国不行,一穷二白。毛泽东自忖“手里没有一把米,喊鸡也不灵”,所以他才要发动大跃进。

为了落实并争取超额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计划,毛泽东又自说自话的回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了。一回国就集中力量针对周恩来、陈云在合作化后出现的问题所採取的调整措施提出严厉的批评,将它称之为“反冒进”,又将“反冒进”上纲为“促退委员会”,将1956年经过调整后的出现的短暂有序经济局面称做“马鞍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进’”。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蛮横无理地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等同起来,威胁周恩来等“离右派只有50米”了。

这些蛮横无理且又气壮山河的指责,让一切“反冒进”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劳苦功高的周恩来竟然连续作了十三次检查。

得,活样板放在这儿呢?谁想当右派呀!你想怎幺干就怎幺干吧,一切听你的还不行吗!

从此,一切怀疑、反对的声音彻底息菜。

面对“错误”,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却是千差万别的,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比如文革结束后,周扬与胡乔木总结的文革教训就完全不同。

面对大灾荒,刘与毛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不一样的,毛文过饰非,抓住机会还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刘则是浅尝辄止。浅尝辄止固然不好,文过饰非更坏。

但对于文过饰非的毛而言,刘的浅尝辄止也是让他憋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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